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迥然有别于此前数千年的传统史学而自成一个脉络清晰、类型独特的发展段落。这种与传统的迥不相侔，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学术内部各种元素日积月累所形成；另一方面，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和深刻变革，以及中国在整个世界格局中所处地位、所扮角色的巨幅变化，也是造就百年间中国史学自成特色的重要因素。
正因如此，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不仅要具有深厚的学术史素养，而且还要兼具政治史的眼光、社会史的理路，同时还要有一种能够把政治、社会与学术团成一体的通人视野。对于任何一位史学史研究者而言，这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或许正是由于感受到这种挑战的强烈刺激，近二三十年来，海内外学术界都对这百年间的中国史学投入了巨大的研究热情，并推出一批厚重的学术成果。其中，既有以名家、名著为主线而提纲挈领、高屋建瓴者；也有以思潮与流派统领百年史学而梳理其发展脉络、分析其内在理路者；还有以学术与社会的互动为枢轴，探究现代学术制度、学术体制与现代史学发展者；亦有以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为线索，阐发现代史学的知识类型学特征者。这些研究成果，都从不同的角度和面向，呈现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恢宏气象及其发展演变的基本轨辙和总体路径，从而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于百年间中国史学的认识。
在林林总总有关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成果中，由王学典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就是一部原创性和学术个性兼备的厚重之作。这部书以“编年”为体，辑录百年间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史事、史家和史学论著，同时兼录与史学发展变化有关之文化、政治、社会等重大事件。全书以时间顺序为经，以史事、史家和史学论著为纬，通过这种经纬交织的方式，呈现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真情实态。作者透过“编年”这种看似古拙的著作形式，向读者传递其关于历史叙事的形上之思。正如王学典在“前言”所说：“编年的最大价值在于能容纳空间的存在。而普通历史写作的一大问题，是历史叙述的强大内在逻辑，迫使叙述者把空间时间化了，牺牲了空间的共存性，成就了时间的一维性。”的确，任何分析性的历史叙事，都会因为其分析框架内部巨大的逻辑力量而把看似无关的其他事实，有意无意地排除在整体框架之外，或者通过其分析框架而予以有意无意的遮蔽。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只有“编年”，能够“兼顾时间与空间，可以呈现同一个时间节点上的多样化的事实存在—至少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不同事实的存在”。也正像作者所期待的那样，正是通过“编年”，百年间中国史学的各个流派、各种声音、各种现象、各方面发展，才能够错落有致地被安排到其“原生”性的时间和空间秩序之中，各安其位，各美其美，从而在最大的程度上避免了因分析性的逻辑力量而造成的顧此失彼。这种体例为我戏称的这部王氏“百年史林英雄谱”奠定了一个整体的叙事架构。没有这样一个经过深思熟虑而设计的整体性叙事框架，该书的其他特点也可能就无从谈起。
编撰者自谦该书只是“工具书、资料书”。就某种意义而言，该书的确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资料的首次系统梳理与编纂。全书以“编年”的形式，网罗百年间中国史学发展的方方面面，“按年系事，再由事系人，由人及学，从而全面地反映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概貌”。就对基本资料的爬梳和整理而言，该书可谓选材广博，取精用宏，每每在一个重要的史事条目之下，上溯其源，下探其流，原原本本，但又要言不烦。许多重要条目，虽文辞简约，长者不过数百言，短则数十字，但总是言简意赅，把相关史事、史家和史学团成一体，既同条共贯，又眉清目朗。经过作者的爬梳整理，百年间中国史学的全部家业，被盘点得清清楚楚；百年史学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以及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各门类间盘根错节的缠绕，也被打理得妥妥帖帖。纵观全书，无论是就其取材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而言，还是就其考订的翔实、严谨和编排的精当、整齐而言，该书都称得上是奠基性的学术工程。对于初学者而言，该书更是不可替代的“工具书、资料书”。
其实，在作者“工具书、资料书”这一朴素的著述宗旨背后，还有一种学术理想或曰学术关怀存焉。这不仅体现在作者力图对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学术史做学理上的梳理和总结，而且还反映在其每每于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对中国当下史学发展方向与路径的严肃思考和执着探索之中。细读全书便不难发现，在作者系统、严谨而又翔实的资料排比之际，又有着取舍之中颇见章法、拿捏之间张弛有度的分寸感。这既体现了作者对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在整体把握上的驾轻就熟，也体现出作者在如何品衡前贤时哲学术成就时的深思熟虑。这种深思熟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基于对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遗产的格外珍视和尊重；另一方面，或许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便是作者在如数家珍般地盘点百年史学基业的同时，没有忘却对当下中国史学发展方向和路径的思考与探索。古人常有“述往思来”之谓。如果我的理解大致不谬，那么，或许也可以说：作者对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基业的盘点与品衡，其基本的立足点便是当下中国史学建设的大课题。正是基于当下中国史学建设的这个大课题、大思考，作者才能以高屋建瓴的气势，俯瞰百年间中国史学的万千气象和潮涨潮落，各家各派的学术成就及其治学特色、千变万化的史学思潮及其兴替起伏、琳琅满目的史学成果、五光十色的史学现象，都在作者精心编织的这张“检视网”的系统检视之下，焕然而成为一个既脉络清晰又斑驳陆离、既主线分明又多元纷繁的知识体系。在作者建构的这一整套总括百年间中国史学的知识体系中，重要事实不遗漏，无关枝节不入书，基本上做到了“应有尽有、应无尽无”。
当然，如果从建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完整而又系统的知识体系来看，这部著作也有不少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加强的环节。在我看来，至少以下两个环节，原书所构筑的知识链条还比较薄弱，需要充实和完备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
首先就取材范围来看，全书取材固然极广极博，但对近代以来中国境内发行的各种中西文报纸资料，则未能充分利用，让人颇觉有遗珠之憾。报纸是近代以来一种重要的知识媒介，在传播新知、发展学术方面，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现代学术与社会大众的互动互渗方面，其所发挥的作用更是独一无二的。二十世纪以来在中国境内所发行的众多中西文报纸中，不仅有相当多的报纸时常刊载包括史学论文在内的各种文字，而且不少报纸还设有史学专栏或史地专栏，有的报纸还时常刊发史学家的各种资讯，诸如著作出版信息、学术活动信息，有的报纸还系统地刊登史家的专访。这类资料，无疑也是重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过程、理解史学与社会交相互动的第一手材料。至于大量的地方性报纸，也每每刊登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各种文字，这些文字或涉及乡邦文献的整理，或专述地方文史掌故，其内容均与地方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息息相关，因此也都是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就建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完整而又系统的知识体系而言，这方面的内容似乎不应该缺失。
再从历史知识传播与阅读接受的角度来看，该书对二十世纪一些史学经典的传播及其影响，虽有所关注，但总体上仍嫌不足。二十世纪是中国持续变革的世纪，也是史学与世变重新锻造、重新链接的世纪。正因如此，如何具体而微地呈现百年间中国史学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与社会变革之间的互渗互动关系，也是我们在建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知识体系时必须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最近若干年来，近现代人物的日记、书信、笔记等资料大量整理出版，其中就有不少材料涉及历史知识的传播、阅读和点评。如果从传播史或阅读史的角度，对这些材料加以系统梳理和分析，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重建百年间历史知识生产、传播与社会变革之间互渗互动关系的某些具体环节或实际面向。就丰富和完善百年史学的整个知识体系而言，这些环节或面向，也应该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编年》，王学典主编，陈峰、郭震旦、姜萌编撰，商务印书馆二0一四年版）